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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种方法可能存在的最大缺陷就是其价值立场上的双轨制，特别当我们分析一个具体的现实问题时会明显暴露出来。

比方说，你想吃很多，没有影响到别人，但是会影响到你自己的心理，我想现代的儒者必须跟以前的儒者一样重视私欲的问题。还有一个区分就是，西方学者对于儒家的古代文献存在很多、很激烈的怀疑，他们常常争论的是我们能否确切地知道《尚书》、《左传》的作者是谁，是哪个时代的，什么时候写的等等。

但是在现代政体里，公理平等是必须承认的一种平等，所以，现代儒家要对此做出解释，为什么儒家能认可法律面前的平等。我们面对的生活变了，问题变了，那么相应的理论也就不同。如果富人和穷人感觉分别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这就很危险：双方都不会意识到彼此的生活、价值、所面对的挑战等如何，而因此很难认可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目标，如和谐、大同等。三、关于自由与平等问题 郭萍：不过，宋明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往往将情感与欲望捆绑在一起解读，以至于将情感等同于人欲，而人欲则正是天理所不容的，所以朱子说要革尽人欲，复尽天理[3]（卷4），这方面是您刚才所没有涉及的。另一方面，就是那个发展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儒家有一套非常好的工夫就是指明要怎样去做才能朝向那个发展过程，这个也可以用心理学来做一些参考补充。

所以，如果我们以各种既定的理论把活生生的世界和生活机械的切割开来，再把世界或生活东一块、西一块地装到不同的理论框框里，那么，我们只能看到一个由各种碎片组成的世界拼图，而无法真正体验和投入当下的生活，更无法真正理解当下这个有机的活体的世界。也就是说，你必须有一种自由做事的空间的可能性，才可能得到德性。这么一来，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就得到彰显，即如果认定有内生现代性，那么这个内生现代性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实际上就是西方已经生成的现代性。

君在儒家话语里面就是圣者（只有圣者才可以为君），师就是贤者，合起来就是为圣贤尽孝。在我看来，协商民主是和中国的文化精神内在相应的。如果说，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业，确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形态，可能是其中尤为艰难者。第三代现代新儒家包括杜维明先生、刘述先先生、成中英先生等都是在西方长期留学、并长期执教于美国，对最能体现西方现代文化精神的美国十分熟悉。

编者按：中国的现代化是西方文化外来冲击的结果、还是本土内生的？这种现代化与中国文化传统、包括儒家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儒学将会怎样实现自己的现代转化？这些都是当前中国学术界、儒学界普遍关注的课题。第二，如果欧洲启蒙运动确实受到宋明理学的影响，那么如何解释早期启蒙说的理解范式？如果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到戴震才是真正的革命思潮，为何不是这种思潮影响了作为现代性源头的启蒙运动？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过去过多地凸显了所谓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到戴震的反理学性或者说反儒学性。

如果中国文化在未来强大到足够和西方同等，并且又能够体现悦近来远、推己及人这样一种风范与气度，这样中国不仅可以有属于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而且可以改变整个现成的国际社会秩序。根据西方学者的统计，伊斯兰世界近300年以来由伊斯兰信仰改信基督教的人数还不到四位数，即仅仅几百人，这与今天中国的状况呈现出相当的不同。鸦片战争距1820年仅20年的时间，即使以最快的速度往下滑也不至于那么快。这样一个内生现代性是中国文明面向未来正在成就着的，而不是说中国文明早在古代就已经完整地具备了的。

这就是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说。今天，西方已经逐渐抛弃线性的社会历史观，我们为什么还要照单全收？事实证明，线性的增长观地球首先受不了。这种原则与西方那种适者生存、落后就要挨打明显不同。也许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真的是既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了一种可能，也为实现自古以来的大同之世提供一条更具现实性的道路。

----18世纪的思想家高度呼唤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共同兴盛，但两三个世纪之后的结果恰恰是工具理性杀死了价值理性。结果他到那里一看，农民是热火朝天，都动起来了。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学习西方好的方面太多了，已经为大家所公认。首先，作为子女，要继承祖先的生命和生命精神并发扬光大。

因为西方的个人主义背后有一个上帝，只有在上帝面前才人人平等，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比如《论语》中孔子讲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一点颇为耐人寻味----在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里面，也大体上得出了与韦伯近似的结论：追求经济利益的冲动遏制了宗教性的追求。从更长的历史区段来看，我们今天虽然重新在GDP总量方面达到了世界级的高度，但距离中华文明的整体复兴还差很远。我觉得，你所说的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陆儒学复兴运动虽然很复杂，但在中国当代思想史的整体背景下，它所具有的上述建设性意义必须加以肯定。我们的祖先崇拜、为祖先尽孝都是源于这里。

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所体现出的内涵与西方的现代价值有某种程度的不同。可是，有趣的是，实际上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恰恰是宋明理学。

我们很难简单地说这两种模式究竟哪个好哪个不好。反思启蒙心态强调在西方的工具理性主导一切的范式下更多地融进中国哲学注重生态、注重价值理性、注重同情与怜悯等价值观念。

他那本书的不足之处就是没有讲到这种纵向民主制的文化根源，仅仅描述了现状。据我所知，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学界存在外来冲击和本土内生两种不同的看法，您的观点似乎属于前者，所以您把儒学现代发展的第一阶段定为外来冲击。

然而，这种价值指向并不一定有形有影地指向制度方面的建构，如果指向某种制度建构的话，更多地是指向一种协商的、合作的制度而不是制约的制度。找到生命的根源之后，中国文化倡导以感恩戴德、报本反始的方式对待生命的根源，即尽孝。建国后，毛泽东建议梁漱溟到农村看一看。下一次夜谈时，梁先漱溟就很高兴地把自己关于乡村建设的主张带给了毛泽东。

马克思学说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中被称为大同学，大同就是《礼记·礼运》所讲的大同社会。第二为圣贤、为社会尽孝，即为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就是《左传》所说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梁漱溟认为这个道路就不对，最重要的是首先建设好农村，从农村开始改变全国的凋敝状态。为什么西方的民主制度能够有效地运转而且能够与其价值系统相协调，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民主制度是西方自本自根自己发展出来的，其存在形态与自身文化价值精神相一致。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所以这一次梁漱溟可以说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两个人的对谈不欢而散。

中国文化的理想形态很高，对理想的描述是非常美好的，但现实却又有其丑陋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我坚决不同意那种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同儒学对立起来的观点。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到今天为止已经变得异常紧张，特别是当代中国。中国人认为我之所以是一个人并不是因为我具有人形而是因为我具有人的精神，这源于文化的熏陶。

让梁漱溟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这条道路此路不通，改变中国还得靠共产党领导的以阶级斗争为基本手段的革命。但是这一天何时到来很难讲，到来之后如何确立新规范也很难讲。

毛泽东和梁漱溟在延安窑洞夜谈，毛泽东把《论持久战》这一套思想给梁漱溟一讲，梁漱溟特别兴奋，因为从来没有人把抗战中国必胜的道理讲得如此透彻。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确不敢恭维，但马克思本人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也并非只有苏联一个模式。

朱谦之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过一本书叫《中国思想对欧洲的影响》，50年代在《哲学研究》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对该书的核心观点做了集中阐释。天地君亲师其实就对应上述三种途径